陈寅恪

古来，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就比较暧昧。多少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为的不是金榜题名？诸葛孔明的“不求问达于诸侯”，像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实则是以退为进，钓“明君”， “遂许先帝以驱驰”。厌倦官场是是非非的人，也不过是因官场的失败，壮志难酬才逼不得已退出，并非是真正的远离政治，一旦统治者赏识，又春风得意，走马上任。纵观历史，难见真正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之人，实为可悲。

当然，历史还是会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几只标杆。陈寅恪就是其中一只。

文人的孤傲和耿直，在陈寅恪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陈寅恪当年对科学院请他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从所提的两个条件，看到的是文人的一种自负和无力，一种书生气，一种对学术独立的追求。也许他深知，如此的条件，当局是绝对不会接受的，但他还是不合时宜的提了出来。如今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当时的想法，但是从他本人性格和事件发展的前后来看，还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的。毋庸置疑，陈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学术，宁可不要这个“官职”，也要保住学术的纯粹；宁可特立独行，不信奉马列主义，遭众人鄙夷，也要维持自身的清高。陈的这份追求，正是其“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诠释。

典型事例还有康生被陈拒之不见，但是，为人之孤傲与不懂人情世故也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伤害。

陈的最后二十年，是在一个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努力着追求着其所谓的纯粹的学术中度过的。他花费极大的心血精力专攻于文史研究，闭口不谈政治，无论其行径还是思想，都与政治不相干。但是，对于他这样的人，政治怎么会放过他呢？

在一个唯马列主义为真理，资本主义为腐朽的疯狂年代，在一个只要声称自己是马列主义拥护者即可大肆批判老教授、知识分子的扭曲年代，学术只能为意识形态服务，不能独立于“俗谛”，凡非社会主义的，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的，在这种非黑即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斗争中，陈寅恪所秉持的独立自由学术立场必定会与之冲突，而他也必定成为被批驳的对象。

于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他，被迫地应战了。结局可想而知，特立独行，坚持己见，弱不禁风的文人，在与时代的潮流死磕烂打中，注定要头破血流，无奈痛苦地死去。可是，预料到结局的他，却没有放弃这场场必输无疑的抗争，在精神和病痛的双重折磨中，毅然地活着。多次的检查反思仍不改其追求学术独立之作风，继而又多次遭到批判。但也正是这种行为，恰恰成就了他，使他成为文人的标杆，那个时代璀璨的明星，照亮着我们这些后来者前进的道路。

历史总会给我们一些事件的对比，也只有从这些事件的对比中，我们才能够发现到某些人的难能可贵之处。

恰如其时代的文化巨匠郭沫若，他选择了与陈寅恪不一样的道路，于是走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光辉人生，在将近三十年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等国家一级机构及各类协会团体中任职兼职数十个，不可不谓之官职显赫。还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胡适，选择了漂泊异乡一途，隔岸观火，免受迫害。

此二人的遭遇，不知好过陈多少倍。但对比之下，陈之行为才更为珍贵。也许可以说陈寅恪就是屈原口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代表，在亿万人俯首称臣的大殿中，傲然冷眼对视统治者，不卑不亢，神色如故。虽必死无疑，却勇气可嘉。陈的遭遇无疑是悲惨的，结局无疑是不美满的，但其精神与思想无疑是珍贵的。

用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写的一段话：“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陈对对王国维的看法，也恰恰是其自身的写照。凡在历史动荡变换过程中，一种文化衰落，另一种文化兴起中，必有贤者拙者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在动荡中坚守操守痛苦地死去；也必有顺应潮流，见风使舵之人，游刃于新旧之间，适时改变，最终飞黄腾达，但此类人却丧失人格，被后人所唾弃。

当下如往昔，我辈之抉择如何，个中取舍，个人自知。

Reference

陈寅恪图片来自维基共享资源（图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