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冲突论”简述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洋洋洒洒34万字，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前前后后详细地举例论述了一遍，并在最后一章节模拟了世界各大文明间冲突局势，显示了儒家文明，或者说中华文明的威胁。

“文明冲突论”是该书的核心，在探讨这种理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前，需要简单地理解下该理论。该理论首先发表于《文明的冲突》一文，其核心思想是，自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主要因素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各主要文明间的差异。

在亨廷顿看来，世界上主要文明有八种，分别是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美苏冷战后，由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及政治运动的进行，西方世界权力的衰落，西方文明、价值观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也随之下降，各国开始关注自身的文化归属，着手本土化，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了“非西方化运动”（De-westernization） (亨廷顿, 1998)。而这种“非西方化运动”势必导致冲突的产生。原因在于：一，文明的差别是人类最基本的差别，包括历史、语言、文化、宗教，这些方面的差异很难统一和消除；二，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变“小”，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促进了各文明的意识和文明的觉醒；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得宗教弥补地理因素造成的地域文化，成为文明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使得非西方国家对自身的文明产生更强的认同感，开始质疑和反抗西方价值；四，西方文明在向外渗透其价值观时，必定导致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分析，就目前的国际形势，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将会是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文明将围绕核心国家形成，并在不同文化的交界处产生断层线，不断产生摩擦。而围绕核心国家组成的文明，将在世界舞台上互相博弈，甚至引发全球层面的战争。

 

二、文明概念的模糊性及其矛盾

书中，亨廷顿首先对文明（Civilizations）和文化（Culture）做了概论区分和界定，“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地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文明是包容广泛的。” (亨廷顿, 1998)而实际上，这种区分存在概念模糊。

一方面，上述罗列的定义在学界并不是“广泛的一致意见”，争议的焦点包括文化及文明的范畴及界定、文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也曾有中国学者认为亨廷顿对“文化”及“文明”的界定仅仅是使用了口号式的断语来实现“广泛的一致意见” (萧俊明, 2002)。仅“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这一观点，便存在着值得商榷的地方。雅格布·伯克哈特认为 , 国家 、宗教和文化是一个文明的三个主要成分 。而汤因比则是不大注重经济方面 , 认为宗教是最重要的 ;克罗伯 、 巴格比和布罗代尔则认为文化与文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 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心理和精神方面 。 由此可见 , 对于“文明”该概念的界定仍是存在很大争议的。

另一方面，由于对“文明”的界定不够详细，在判断“西方化”、“现代化”等概念是否属于文明上便存在了矛盾，这也为其他学者驳斥“文明冲突论”提供了角度。亨氏在书中区别分了“西方化”及“现代化”，认为两者并不等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的同时，去进行朝拜，并在空闲之余利用互联网组织圣战。日本可以实现在现代化的同时，仍然保留着传统文化及礼仪。按照亨氏的观点，文明间存在和不可调和的根本差异，才会最终导致冲突，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化的进行，人们的日常生活部分向西方靠拢，穿牛仔裤、吃西餐、喝可乐，难道不是文化互相交融的一部分吗？或许作者仅仅是想要区分现代化的过程中，非西方主义文明不会被西方价值观所侵蚀，但对于广泛的文明概念而言，却很容易给人们带来误导。

作者在论述冲突存在的原因时，不只一次强调了文明间不可和解的差异，并认为正是差异使得使得人们认识和认同自我；却同时也承认了文化的不断演变——“文化是动态的，而不是僵化的，一个社会的主流信仰及态度也是会转变的。” (亨廷顿, 1998)。问题在于为何持续演变的几种文化不会互相包容和共同促进，却一定出现的冲突呢？是因为亨廷顿只看到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却没有看到融合共存的一面吗？早在80年代，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Lriye）便提出了通过文化角度分析国际关系，而他强调的重点则是文明间的合作。

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亨廷顿的观察视角和出发点与其他人不同所导致的。对美国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担忧及悲观审视，使得亨氏在多元文化上抱有较为悲观的态度。 “文化冲突论”表面上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而实际上则是基于美国视角的文化霸权理论，从美国的战略角度思考未来格局。文中对围绕中国形成的儒家文明多次举例，并持以非常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及周边儒家文明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观西方经济及文明，已经处在衰落的阶段，而西方价值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缺乏吸引力，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是来自中华文明。这种观点显然是站在了西方国家立场上进行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地位。同时对其他国家的考察和审视也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出发的，在对中华文明进行分析时，作者采用的是以历史事实作为主要论据，而并未深入到儒家传统思想，中华传统文化层面进行分析，也并未关注到经济腾飞的原因和背后的代价，高估了以中国为首的儒家国家实力，片面看待儒家文化。

 

三、普世文明是否存在

亨廷顿对普世文明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世界不存在普世文明。而事实上，观点的认同与否还是得回归到对普世文明的界定上。

在亨廷顿眼中，关于不同国家、社会、群体中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普世文明是肤浅的。这些观念中的共同之处只是不同文明的最基本特征，应该将它们理解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变的内涵。同样的，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物的语言、文字，也只能看成社会发展的必备因素，称不上文明。在他看来，达沃斯文明才是所谓的文明，一种文明同另一种文明存在共通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但这也不是普世文明，因为这仅仅是极少数部分人所认同的文明，不能大规模应用。而当下西方世界在文化传播、生活方式、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也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由于没有改变接受者的基本文化，因此也不能称之为普世文明 (亨廷顿, 1998)。因此，多元文化将会是世界的必然趋势。

在我看来，普世文明的有无实际上取决于对普世文明范围的界定上。从亨氏角度出发，可以判定世界上不存在普世文明。但是，亨廷顿在论述八大文明时，又何尝不是在尝试给出特定范围的普世文明呢？实际上，无论是儒家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当中的组成国家都包含了不少差异。同时国家内部、某类文明的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多种次文明，如美国，那么，按照亨氏的看法，国家又是否可以属于某类特定文明呢？是按照该国家的多数主流看法归类还是按照国家意识形态倾向呢？

而上一节中亨氏对“文明”界定上分析，似乎我们也没有理由认定文明必定必须是某类本质的文明，而不能是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我们没有办法肯定未来的发展必定出现某一种文明是大家都接受认可，就如同西方文明并非所有国家、群体所能够由衷认可践行一样，但对于人权、法制的要求却是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直到如今，我们没有办法证明“民主”一定是唯一的选择，但却能排除某些选择，如“封建专制”、“奴隶制”等等。同样的，关于普世文明这个问题，或许更加应该抱有一种求同存异的态度，在不同文明中寻找彼此认同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强调文明冲突的必然。

 

四、文明的背后仍有其他因素驱动

使用“文明冲突”的观点分析当下国际形势是可行的，但文明的背后是否存在其他驱动力量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亨氏认为文明是国际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并将文明与政治、经济划清了界限。但在分析非西方文明的崛起时，论证逻辑却是从经济开始的。经济的发展唤醒了非西方文明，非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自身文明，并对其产生了认同感。换个角度思考，若是经济的发展出现问题，非西方国家在对待自身文明上，是否又会出现怀疑呢？

就以中国为例，由于近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世界开始瞩目中国，瞩目中国传统文化，但在五十多年前，中国却在开展除四旧，打倒孔夫子等反对传统文化的行为。对于文明的认同感起码部分来自当下“我”发展的好坏。其根本还是回到了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上来。当然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并不能证明所有的文明认同都来自于经济，但已经证明经济与文明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经济促进了对文明的认可。换句话讲，本土化的兴起实际上是取决于自身国家的发展以及西方世界的相对势弱。

回到对文明冲突主体对象的讨论上来。根据亨氏最后章节模拟的国际冲突，使用“文明冲突论”时所站的视角是围绕着某一特定文明的国家。在其中的国家考虑战略是采取的仍然是本国最优化策略，而并非我所在文明的最佳策略。当然，这并不是说“文明冲突论”无法解释模拟中各国的行为，但是换做从国家利益角度思考，同样也可以解释各国之间的行为。在“文明冲突论”视角下，最终做决策的不是文明，仍然是一个远高于所属文明的国家，在战略部署和利益纠纷问题上，势必仍然站在国家策略最优化的角度上，而不可能会为了所谓的所属文明而放弃国家利益。

 

五、多元文明背后的难言之隐

事实上，“文明冲突论”的视角来源于亨廷顿对美国国内形势的观察判断上。“多元文化”及“公民宗教”是目前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两种意识形态。而对于“多元文化”该问题的讨论恰恰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讨论的大前提。亨氏书中的核心部分（第四部分第八章）就是通过分析西方普世主义、人权民主、和移民来论证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的。这其实便隐含了作者部分思考的逻辑思路。西方文明中的人权、民主等价值、移民政策不仅仅是国家间或者文明间的问题，也是每个西方国家乃至非西方国家的问题。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可能成为威胁西方文化的根源，而基于这些价值的移民政策和文化政策会反过来威胁西方文化价值观。其实，中国学者李慎之就曾在97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讨论亨廷顿该理论背后所隐藏的难言之隐，认为在坚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美国当下环境中，亨氏只能隐晦的将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主线仅仅以文明作为讨论的话题， (李慎之, 1997)。多元文化的兴起势必削弱原来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文化。美国更应警惕的是种族范式，尤其是黑人群体。非白种人群的数量比例上升最终会导致“美利坚的非合众化”（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n） (Schlesinger, 1995)，美国将不再是以西方价值观主导的文明。多元文化环境培育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种族的民族文化，而数量上的优势也将带来合法化和更大面积的受众，进而影响原有的美利坚合众国价值，最后造成内部意见的不统一。

而回到国际秩序中看待文明的冲突，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的主线也是说得通的，甚至是更加契合目前国际局势的冲突。例如波斯湾战争和两伊战争，便来自于伊斯兰文明的内部冲突；而巴以冲突则来自于文明、宗教、种族的多种矛盾。种族的根本是生理上的认同，血缘、形体和肤色的明显差异令群体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谁，而宗教的差异则是填补工业化大生产下精神世界的空白，这种信仰的力量能够让人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信念。反而是文明的约束力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且并没有形成完整体系。对文明的范畴也存在着太多的争议，容易泛化。亨氏在归纳八大文明时也只能按照典型文化特征进行简单归类，以至于是否存在非洲文明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