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宝璜成就概述

徐宝璜，江西九江人，是中国最早的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在中国新闻史和新闻学史上享有盛名，被誉为“新闻界的开山祖” (徐宝璜, 1919)。1912北京大学毕业后，官费赴密歇根大学留学，期间修读了部分新闻课程。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晨报》担任编辑，后任北大教授。1920年先后在民国大学、北平大学和朝阳大学任教。1930年为北大筹办新闻系，于同年6月1日病逝，年仅37岁 (双永清, 2000)。

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他拥有三个第一 (方汉奇, 2016)。即：

（一）第一个在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1918年徐宝璜在北大文科各系开设新闻学选修课。在此前，大学从未开讲新闻学课程。此外，他还是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新闻系主任，1923年任职于平民大学新闻系。

（二）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研究会，不久改称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自1918年9月起，徐宝璜便参与了该研究会的筹备，直至1918年研究会成立。在研究会成立以后，他担任副会长，是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他还担任研究会专职导师。当时研究会聘有两位专职导师，另一位是邵飘萍。

（三）出版第一部新闻学专著。早在1918年9月徐宝璜将他在北大文科各系讲授新闻学的讲稿，用《新闻学大意》为题，在《东方杂志》上连载。1919年又以《新闻学》为书名，交北大出版部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学专著。被蔡元培称之为“破天荒之作”。这部专著自1919年初版后，曾陆续再版4次，1994年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连同初版，前后出版了6次，这在中国的新闻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可见其受推重之一斑。书中其中的有关新闻学普遍规律的论述，有关报纸功能的论述，有关反对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论述，以及新闻如鲜鱼这一形象的比喻，仍然历久弥新，给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以很大的启示。

从方汉奇教授为纪念徐宝璜诞辰100周年而撰写的《纪念徐宝璜先生》 (方汉奇, 2016)一文中对徐宝璜的三个“第一”评价可以看出，徐宝璜一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为新闻学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上。而大部分人对徐宝璜的研究也都是集中在其新闻思想上 (周翔, 2010)，一般均是结合其代表作《新闻学》进行理论分析，而较少比较徐宝璜新闻思想与其他著名新闻人的区别。

梁启超作为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水平，在新闻行业具有崇高地位。一生从事报刊活动27年，创办领导报刊17种，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其新闻思想始见于《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陈力丹教授在《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中的话很好的概括了梁启超与徐宝璜的最显著差别：“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走到了从新闻学启蒙到新闻学创立的边缘，但一步之差的距离，他始终没有跨过去 (2004 页 237)。

徐宝璜《新闻学》一书的出现，正式标志着新闻从“术”的领域拓展到“学”。而新闻也开始有了系统的定义和职能。

本文主要讨论徐宝璜与梁启超在新闻思想上的异同，重点分析其新闻舆论的差别。

 

二、徐宝璜、梁启超新闻思想相同之处

（一）强调报纸之用

徐宝璜认同蔡元培“凡是先有术而后有学”的观点，强调新闻是一种强有力的术 (向喆, 2009)。他认为报纸在教育发达的国家非常盛行，影响广泛，不看报纸的国民言论行动都会受到影响。且报纸的势力“驾乎学校教员、教堂牧师之上，视为社会教育最有力之机关，亦为公论之事实。 (徐宝璜, 1919 页 2)”

而梁启超也在其《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分析强调了报纸的作用。

古之学者，但凡儒者，必以国为家，安身立命，全在乎于“国”。梁所处之年代，乃清末国门稍开，国智刚启之时。时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国之困顿受侮，时人无不感同于心而愚蒙不知所措 (梁启超, 1896)。

他认为。而弱的原因，是阻塞不通。上下不通、内外不通。上下不通，故内藏有奸狡之官吏，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朋比为奸。内外不通，故自恃天朝大国，守旧而积弱。而报馆能起到去塞求通的作用，是“报馆乃去塞求通的导端”。报纸是耳，是帮助国家、君主了解国内国外发生的事情，对当下形势环境了然于胸。

当然，这里也需要注意，两者对于报纸重要性看法不同，这也是两者新闻思想的差异所在。

###（二）强调真实性原则

徐宝璜认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待解释，故凡凭空杜撰闭门捏造之消息，均非新闻。 (1919 页 10)”非真实，非新闻。

而《访员应守之金科玉律》和《访员之资格》两节中也均强调了真实性原则——“访得新闻，访得所有之新闻，切勿视谣言为事实”、“新闻须为事实” (徐宝璜, 1919 页 44-45)。此两节是其为新闻从业人员所撰写的职业守则，可见其对真实性的重视程度。

又如：“苟记载失实，无论其出于有意之造谣与播弄，抑出于无意之疏忽与传讹小之常足以使个人受莫大之损失与痛苦，大之足以贻毒社会，扰乱国家，此亦为不能掩饰之事实。 (徐宝璜, 1919 页 97)”此话来自《新闻社之组织》一节中，充分强调了非真实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也分析了新闻报道不实的三个弊端：“记载琐故。采访异闻，非齐东之野言，即秘辛之杂事，闭门而造，信口以谈，无补时艰，徒伤风化，其弊一也；军情敌情，记载不实，仅凭市虎之口，罔惩夕鸡之嫌，甚乃揣摩众情，臆造诡悦，海外已成劫烬，纸上犹登捷书，荧惑听闻，贻误大局，其弊二也。”“或有译录稍广，言论足观，删汰秽芜，颇知体要，而借阐宗风，不出郑志，虽有断章取义之益，未免歌诗不类之憾，其弊五也。”他认为，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如果只是道听途说，只会有伤风化；如果对于军事情报，也只是听信谣言，甚至编造，只会迷惑大众，耽误了大局。而当引用他人言论时，不能随便随意断章取义采用。

###（三）追求新闻的时效性

徐宝璜在对新闻的定义是：新闻是多数阅者所注意的最近事实 (1919 页 10)。“最近”二字是其新闻价值之一。他认为，“新闻如同鲜鱼”，愈新鲜价值愈高，价值与发生及登载时间成反比 (1919 页 10)。

梁启超也同样重视时效性。在《<时报>发刊例》中，他提出了办报的论说四条，纪事五条的要求。论说四条：“公”、“要”、“周”、“适”；纪事五条：“博”、“速”、“确”、“真”、“正”。其中“速”，就是要求纪事讲求时效性。“各处访事员，凡遇要事，必以电达，务供阅者先睹之快。” (梁启超, 1999 页 131-132)

 

三、徐宝璜、梁启超新闻思想不同之处

梁启超首载于《时务报》创刊号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阐述了其耳目喉舌论。

总一句话，以报去塞，通达上下内外，是以强国。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其耳目喉舌均是从国家和君主出发。这点明显表现出报纸的政治宣传作用。

相比较来看，关于报纸舆论的阐述，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在其《新闻学》一书中，徐宝璜分为六个点对报纸的职能进行了阐述，分别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倡导道德和振兴商业 (1919 页 4)。从字面上看，代表舆论和创造舆论与梁启超的说法并无二意。但实际上其“舆论”内涵有差异，分别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受众不同

梁启超认为，报纸是耳目，是帮助君主和国家了解讯息的。而徐宝璜则认为新闻的第一职务是供给新闻。“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乃新闻纸之重要职务，亦于社会有极大关系。 (1919 页 4)”一个是为国家和君主提供讯息，一个是为大众提供讯息。

###（二）舆论来源不同

而喉舌，梁认为是国家和君主的喉舌，主张为国家和君主说话，将君主的各项措施和政策通过报纸传播下去，同时宣扬其中的益处，是国民欣然接受，实为通过报纸引导舆论。

徐则认为，报纸是国民的喉舌，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昔则似仅代表国民而监督政府也，今则又应代表国民向政府有所建议或者要求。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查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其发声 (1919 页 5)” 民众是其主要舆论意见来源。

###（三）舆论目的不同

舆论的来源不同决定了舆论目的的区别。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梁启超所提出的“报纸之用”立场在国而非在民。

梁启超所言报馆和报纸之用时，出发点是站在了“国”这个角度。从为国弱诊出病症，到开出良药，论述全不离国。这点决定了舆论的导向是目的是维护国家统治，宣传“维新”政策和思想。

反观徐宝璜的“代表舆论”和“制造舆论”。实际上则是西方新闻主义。“若仅代表一人或一党之意思，则机关报耳，不足云代表舆论也。 (1919 页 6)”“新闻纸不仅应代表舆论也，亦应善用其势力，立于社会之前，创造正当之舆论，而纳人事于轨物焉。 (徐宝璜, 1919 页 6)”舆论的目的实为站在公众立场为公众发声，用舆论影响政府和国家的决策。同时也创造正当的舆论，把民众纳入征途。

实际上，徐宝璜和梁启超舆论三个差异之处便体现了他们新闻思想的核心差异。

梁启超的实践办报和自身政治身份决定了他对新闻、报纸的理解是一种“术”，通过这种术推动政治的改良。分析梁启超当时的政治背景和个人主张抱负，可以得出，梁启超是一个士人，一个满怀救国的改革派，一个稍涉西学的儒者。虽然梁启超思想可能比起其他士大夫阶层稍微开放，但骨子里还是逃不过本着西学中用的理念，希望在中国大兴报业，以报纸报馆开风气、立国体、出人才。这种特点使得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强调报纸的实用性。

而徐宝璜早期的美国新闻教育则令他产生了将新闻带入中国的想法。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中国新闻第一人，从“学”出发定义新闻思想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在为《新闻学》作序时蔡元培写道：“伯轩先生游学于北美时，对于兹学，至有兴会，归国以来，亦颇有心于本国之新闻事业。”也有学者考证到：“徐宝璜对密歇根大学当时的新闻课程与新闻教育项目是有所了解的，他也亲身体验到在美国，新闻已成为大学中的一种专门科目，大学开始承担起培养报纸工作者的任务，他把这样的认识、理念和新闻教育比较具体的形式和内容都带回了中国，带回了北大；在种种因缘际会下，开启了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新篇。 (周婷婷, 2008)”因此，徐宝璜的新闻思想更具有系统性，也更加理想化。他将新闻的功能和作用回归到新闻本位层面，对新闻本身进行纯理论的研究。

 

四、结论

无论是徐宝璜，还是梁启超，其新闻思想都包含着真实性和时效性原则，而对于报纸之“用”，两者的出发点则是截然不同。

结合西方新闻主义，尝试提问：为什么会有新闻，新闻的作用是什么？。大部分人想到的答案可能是：让民众了解新近发生的事情，监督政府，充当社会良知。当然，这个答案，新闻也需要起到这些作用。但是，再追问下去，为什么民众需要？答案是新闻的产生起源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起源于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了解的需要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愿望，基于这些需求，才会发展出当下的西报。

从这一点考量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我们能够发现，其出发点和西方自由主义以及市场化报纸截然不同。其根本在于用报，而非宣言人之独立和自由。虽然其耳目喉舌之比喻中提及到“民”，但他并没有单纯从“民”出发论述报馆的作用。所以，梁启超之报纸，实际是论报馆报纸这术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换而言之，报馆之于国事有益是在于其撰写评议发行之作用，而非其内含西方新闻思想的源头。相较之下，徐宝璜则是对西方新闻主义的一脉继承和发展，将社会、公民作为报纸的服务对象，秉承新闻客观公正真实的原则，发展新闻事业，其报纸的六大职能观点（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娱乐、灌输知识、提倡道德和振兴商业）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指导和借鉴的意义。

 

参考书目

陈力丹. 2004. 陈力丹自选集·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方汉奇. 2016. 纪念徐宝璜先生. 爱思想. [联机] 2016年5月7日. [引用日期: 2016年6月22日.]

梁启超. 1999. <时报>发刊词. [书籍作者] 张之华. 国新闻事业史文选.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1896.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 新浪博客. [联机] 1896年8月9日. [引用日期: 2016年6月21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dfa20d50102vz4y.html.

双永清. 2000. 试论徐宝璜的新闻思想.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 卷 23.

向喆. 2009. 从徐宝璜《新闻学》看五四时期的新闻立学. 人民网. [联机] 2009年12月16日. [引用日期: 2016年6月21日.]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4110/142321/10593588.html.

徐宝璜. 1919. 新闻学.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19.

周婷婷. 2008. 徐宝璜留学美国学习新闻学考证. 国际新闻界. 2008年, 卷 3.

周翔. 2010. 徐宝璜新闻思想研究. 南昌大学统招硕士研究生论文.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