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创刊号，梁启超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古之学者，但凡儒者，必以国为家，安身立命，全在乎于“国”。梁所处之年代，乃清末国门稍开，国智刚启之时。时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国之困顿受侮，时人无不感同于心而愚蒙不知所措。

国弱的原因，梁启超认为是阻塞不通。上下不通、内外不通。上下不通，故内藏有奸狡之官吏，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朋比为奸。内外不通，故自恃天朝大国，守旧而积弱。

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认为报馆应当起到去塞求通的作用。他认为“报馆乃去塞求通的导端”。报纸是耳目、喉舌。作为耳目。对国家、君主，是了解国内国外发生的事情，对当下形势环境了然于胸。作为喉舌，是传递各项举措和命令到基层，为国家、为君主说话。而对民众，报纸是开启智慧的钥匙，是向国家、君主反映疾苦病患的渠道。

总一句话，以报去塞，通达上下内外，是以强国。文章所提出的思想在后来影响十分深远，但个人认为，围绕“耳目喉舌”和“报纸之用”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的。

其一，“耳目喉舌”与“党的耳目喉舌”之微妙区别。

梁启超分析国情之时，用了耳目喉舌作为比喻，他认为中国现状就是“有耳目而无耳目，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意思呢，就是说国家和民众缺乏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不知当下现状，以至懵懵懂懂而败得一塌糊涂。进而将治这“有耳目而无耳目，有喉舌而无喉舌”的废疾任务交由报馆来完成，希望帮助国家和君主闻国事，喻措置于民，而民也能告君其苦患。

这“耳目喉舌”概念在当下影响深远，而尤以党报为甚。作为报纸，就必须为国家和人民带来有用的讯息，为国家说话。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很好的新闻观。在梁之后不久，中国的许多报纸也都从骨子里贯彻了这么一种思想。但是，这种贯彻是片面的。报纸更多的是作为国家强权的喉舌，而不是民众的喉舌。最典型如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此类党报，无所不用其极，充分为人民讲述了党的光辉。其实为民众之耳目，但这耳目是否变了味呢。梁启超办报之目的，在于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而以党报为代表的报纸，是否又能够担当这种功能？更多的是宣扬社会主义之精华和成就，用清一色的政治立场和模式化的陈述语言一遍又一遍灌输“真正的思想”，以达到所谓的万众一心。

耳目，需要的是广搜各国各地事件实录，博搜交涉要案，详录各省新政，用报纸广而告之，使国家上下内外通达，是民众知其位和明其理而不致狂妄自大。

喉舌，需要的是评议各国各地政事要闻，用客观公正立场表达国家、民众对事件的看法，而非信口胡造，因势而转舵。上辅国家君王下达措置，下助百姓申告苦患。

因此，我认为现所言报纸为党的耳目喉舌这一观点中的耳目喉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梁所提及的耳目喉舌，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一个方面。

其二，“报纸之用”立场在国而非在民。

梁启超所言报馆和报纸之用时，出发点是站在了“国”这个角度。从为国弱诊出病症，到开出良药，论述全不离国。分析梁启超当时的政治背景和个人主张抱负，可以得出，梁启超是一个士人，一个满怀救国的改革派，一个稍涉西学的儒者。虽然梁启超思想可能比起其他士大夫阶层稍微开放，但骨子里还是逃不过本着西学中用的理念，希望在中国重振报纸，以报纸报馆开风气、立国体、出人才。

反观西方自由主义和现代报业的发展，尝试问自己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新闻，新闻的作用是什么？（当然，其实也就是在问广义上的报纸作用是什么）。大部分人可以想到的可能是：让民众了解新近发生的事情，监督政府，充当社会良知。当然，这些没有错，而新闻也需要起到这些作用。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新闻的产生起源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起源于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了解的需要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愿望，基于这些需求，才会发展出当下的西报。而从这一点考量梁启超的办报思想，我们能够发现，其出发点和西方自由主义以及市场化报纸截然不同。其根本在于用报，而非宣言人之独立和自由。虽然其耳目喉舌之比喻中提及到“民”，但纵观全篇文章，并没有单纯从“民”出发论述报馆的作用。所以，梁启超之论报馆，实际是论报馆报纸这术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换而言之，报馆之于国事有益是在于其撰写评议发行之作用，而非其内含的西方新闻思想的源头。

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戰國之強弱，則于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為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今夫万國并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為也。

報館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使乘輶軒以采訪之，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移于天子，猶民報也。公卿大夫，揄揚上德，論列政治，皇華命使，江漢紀勳，斯干考室，駉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猶官報也。又如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于四方；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紀述，兼有職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誦三百而知國政。三代盛強，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報也，議院之言論紀焉，國用之會計紀焉，人數之生死紀焉，地理之險要紀焉，民業之盈絀紀焉，學會之程課紀焉，物產之品目紀焉，鄰國之舉動紀焉，兵力之增減紀焉，律法之改變紀焉，格致之新理紀焉，器藝之新制紀焉。

其分報也，言政務者可閱官報，言地理者可閱地學報，言兵學者可閱水陸軍報，言農務者可閱農學報，言商政者可閱商會報，言醫學者可閱醫報，言工務者可閱工程報，言格致者可閱各种天、算、聲、光、化、電專門名家之報。有一學即有一報，其某學得一新義，即某報多一新聞，体繁者證以圖，事賾者列為表，朝登一紙，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無閡隔蒙昧之憂，言學者得觀善濯磨之益。猶恐文義太賾，不能盡人而解，故有婦女報，有孩孺報。其出報也，或季報，或月報，或半月報，或旬報，或七日報，或五日報，或三日報，或兩日報，或每日報，或半日報。國家之保護報館，如鳥鬻子；士民之嗜閱報章，如蟻附膻。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

其益于國事如此，故怀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是，每与政府通聲气。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秦晤士》之議論，文甫脫稿，電已飛馳，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國、德國、日本國，或于報館有讒謗之律，有懲罰之條，則又何也？記載瑣故，采訪异聞，非齊東之野言，即秘辛之雜事，閉門而造，信口以談，無補時艱，徒傷風化，其弊一也；軍事敵情，記載不實，僅憑市虎之口，罔懲夕雞之嫌，甚乃揣摩眾情，臆造詭說，海外已成劫燼，紙上猶登捷書，熒惑听聞，貽誤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論列近事，毀譽憑其恩怨，筆舌甚于刀兵，或颺頌權貴，為曳裾之階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無賴，義乖祥言，其弊三也；操觚發論，匪有本原，蹈襲陳言，剿撮涂說，或乃才盡為憂，敷衍塞責，討論軼聞，紀述游覽，義無足取，言之無文，其弊四也；或有譯錄稍廣，言論足觀，刪汰穢蕪，頗知体要，而借闡宗風，不出鄭志，雖有斷章取義之益，未免歌詩不類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諸端，斯義遂梏，遂使海內一二自好之士，反視報館為蝥賊，目報章為妖言，古義不行，良法致弊。嗚呼，不其恫歟！

今設報于中國，而欲复西人之大觀，其勢則不能也。西國議院議定一事，布之于眾，令報館人入院珥筆而錄之；中國則諱莫如深，樞府舉動，真相不知，無論外人也。西國人數、物產、民業、商冊，日有記注，展卷粲然，錄副印報，与眾共悉；中國則夫家六畜，未有專司，州縣親民，于其所轄民物、產業，末由周知，無論朝廷也。西人格致制造專門之業，官立學校，士立學會，講求觀摩，新法日出，故亟登報章，先睹為快；中國則稍講此學之人，已如鳳毛麟角，安有專精其業，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數故，

則西報之長，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則報之例當如何？曰：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議天地矣；詳錄各省新政，則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畫，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撓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則閱者知國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講，為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矣；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則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与其日新月异之跡，而不至抱八股八韻考据詞章之學，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歲月，風气漸開，百廢漸舉，國体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后，而報館之規模，亦可漸備矣。

嗟夫！中國邸報興于西報未行以前，然歷數百年未一推廣。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勸百諷一，裨補蓋寡；橫流益急，晦盲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雖蚊虻之力，無取負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義，下附庶人市諫之條；私怀救火弗趨之愚，迫為大聲疾呼之舉；見知見罪，悉憑當途。若听者不亮，目為誹言，摧萌拉薛，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艱，念厥孤憤，提倡保護，以成區區，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与有責焉”已耳。